2014年6月初，我们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人民日报》邀请我们写一篇关于“新常态”的评论文章。

　　这个邀约既在情理之中，又有些出乎意料。之所以情理之中，是因为我们这两年一直在研究中国改革转型时期的新分析框架，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常态”概念之后，我们很快“借题发挥”，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长篇报告《习近平常态（Pinormal）：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大趋势》，随后几篇子报告（《货币新常态：总量稳定、结构优化》、《产业新常态：从失衡到优化》等）也陆续发布。作为目前市面上对“新常态”较为全面的解读，这个系列报告让我们受到了大家的空前关注，所以有媒体约稿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出乎意料的地方在于，这个媒体竟然是《人民日报》。笔者此前倒也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文章，但那时笔者还在社科院和清华大学，和现在的卖方研究所完全不一个概念。在体制内，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分析尚合情合理，但现在作为一个身处体制外的卖方研究员，恐怕又有人要说我们地命海心（“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的缩略形式）了。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意外”，我们应该早已习惯，至少早有准备。自十八大以来，各种曾经被认为牢不可破的惯例屡屡被打破，一次又一次的刷新着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认知。

　　直至“新常态”这个词横空出世的时候，那些看似散乱的不寻常的“点”已愈发清晰的连接在一起，勾画出一个新时代的轮廓。在这个新时代里，我们不迎来的不仅是经济的“新常态”，更是政治的“新常态”，我们称之为“习近平常态”（Pinormal）。

经济新常态：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政策转型　　　　

　　经济新常态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增速换挡”，即从高速到中高速增长。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两大红利的驱动。从供给端看，内部的人口红利带来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推升了储蓄率和潜在经济增速。从需求端看，外部的全球化红利带来了外需的爆炸式增长和外资的大规模涌入，奠定了外向型增长模式的基础。但目前来看，内外两大红利正在加速衰退，甚至变为拖累。

　　从供给端来看，人口红利衰退，储蓄率出现拐点，潜在增速下滑，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过去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抚养比从78.5%一路下滑至37.8%，劳动力人口即15-64岁人口占比从57%升至74.5%，在此带动下，国民总储蓄率从30%左右大幅攀升至2008年的53.4%。但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结构已经迎来拐点，劳动力人口比例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占比加速上升。未来十年，计划生育对人口结构的冲击将加速显现，老龄化趋势将愈发明显，储蓄率和潜在增速将同步下滑。

　　从需求端来看，全球化红利衰退，全球经济从失衡到再平衡，外需和外资从涨潮到退潮。21世纪最初几年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外需膨胀，外资涌入，双顺差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引擎。但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趋势已经逐步逆转。

　　首先，贸易再平衡正在加速。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之后私人部门去杠杆，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之后公共部门也开始去杠杆，去杠杆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储蓄-投资负缺口和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收窄。

　　其次，资本退潮也已拉开序幕。2014年QE逐步退出，2015年美联储加息，全球流动性拐点到来。伴随着欧美经济的“逆差纠正式”复苏，全球资本将加速回流中心国家。中国虽然有资本管制和外汇储备的防火墙，但外资的单边流入和人民币的单边升值也将趋于终结。

　　内外红利的衰退必然导致增速换挡，而从国际经验来看，高增长之后的“换挡”也是必然趋势。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统计，二战后连续25年以上保持7%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13个，排除博茨瓦纳、马耳他、阿曼这样的小国，剩余10个经济体基本都从第三个十年开始减速，第四个十年能保持7%以上增速的只有台湾，其余经济体基本都掉到了4%以下。而中国目前已进入高增长的第四个十年。

　　经济新常态的第二个关键词是“结构调整”，即从失衡到再平衡。过去十年是结构失衡的十年。从产业结构上看，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产能严重过剩，而服务业产能却严重不足。从需求结构上看，投资和出口超常增长，而消费占比不断下滑。从区域结构上看，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崛起，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未来十年，必须通过优化结构创造再平衡的新常态。

　　产业结构方面，从工业向服务业倾斜。2013年，GDP中的服务业占比第一次超过了工业。从客观上看，随着收入和资本存量的增长，中国正在从投资和出口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过渡。从历史经验看，这必将明显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

　　质量结构方面，从“吹泡沫”到“挤水分”，实现有效益、有质量的增长。一是投资挤水分，加快产能过剩领域的去产能。二是消费挤水分。“八项规定”掀起的反腐浪潮狠狠打击了三公消费，铺张浪费、无益于人民福祉的消费“水分”被挤出。三是出口挤水分。从外管局20号文开始，虚假贸易的水分被大幅挤出。

　　区域结构方面，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发展，打造一弓双箭格局。当前区域发展思路的核心是打破过去的“一亩三分地”思维，顶层设计、结构优化、协同发展，逐步实现“一弓双箭”的战略布局。“一弓”指贯穿我国东部一线的东北老工业振兴基地、京津冀经济圈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双箭”指横贯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

　　金融结构方面，打破金融垄断，让利实体经济。从机构角度看，金融混业趋势逐步形成。简政放权，牌照放开，业务交叉。银行业垄断的局面即将打破，证券业牌照管制逐步放开。从融资方式看，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的比重将显著提高。银行、信托等金融机构的高速增长时代结束，证券、私募等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从利润上看，金融业的黄金时代将逐步终结，让利实体经济、推动转型升级。

　　市场结构方面，资本市场将呈现深度分化，表现在主板和创业板市场分化、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板块分化、估值分化、交易分化。宏观经济窄幅波动，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主板市场难有明显的投资机会，低估值，业绩下滑，交易清淡，蓝筹股逐步失去弹性。以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为代表的创业板，以及具有成长潜力的新三板公司，有望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领军者。

　　经济新常态的第三个关键词是“政策转型”，即从西医疗法到中医疗法。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速处于上行通道，经济下行基本是周期性波动，决策者更倾向于从需求端入手，通过“大投资”、“宽货币”实现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这种思路类似于西医疗法，一生病就要吃止疼药、打抗生素，对疼痛的容忍度低。从积极的一面讲，西医对症下药、药劲猛，在治理危机时见效速度快。但是，从消极的一面讲，这种疗法治标不治本，而且是药三分毒，长期使用西医政策必然会产生不利的副作用，甚至造成严重的后遗症。

　　历史上，凯恩斯主张的干预政策虽然带领各国迅速摆脱战后萧条，但却间接导致了滞胀困境，里根和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虽然成功克服了滞胀，但却为之后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同样道理，中国的4万亿虽然保住了经济增速，但却导致了今天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

　　 未来十年，政府必须创新宏观管理思路，顶住外界压力、保持政策定力，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这实际上是一种全新的“中医疗法”。面对病痛，不再是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休养生息、增强免疫机能，凭借自身力量克服病痛，消除病根。也就是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政府不再寄望于通过“放水”、“刺激”等需求管理手段抬高经济增速。

　　在需求管理保持定力的基础上，中央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以“伤筋动骨”的勇气，加快全面深化改革，从供给端打破未来十年的增长瓶颈。

　　最重要的是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国资国企改革（使国企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强化市场）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四大关键领域。

　　其次是改革人口和户籍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包括放开“单独两孩”，逐级放宽户籍限制等。


　　第三是改革金融体系，改善资本供给，包括理顺价格（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健全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和深化开放（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

　　第四是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政治新常态：不一样的治理体系

　　当回过头去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可能模糊了焦点。最关键的信息并不是从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变化，也不是国企改革被写到了多么重要的位置。因为这次会议的核心并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不是政治斗争，而是真正的政治改革。虽然没有直接着墨，但其实已经释放了政治生态转变的信号。

　　第一个信号：“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什么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什么它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个“大而全”的目标并驾齐驱？在笔者看来，这个新词汇的背后隐藏的正是政治改革的信号，之所以用“治理”而不提“政治”估计也是为了平衡各方感受，尽量避免过多的争议。相比之下，过去一直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更多的是针对经济改革。当时很多人将“治理”简单理解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恐怕低估了其内涵。

　　第二个信号，两个新机构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国的政治体系重构已经拉开序幕。“深改组”有点类似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但深改组层级显然更高。“国安委”则有点类似清朝的“军机处”，未来的职责更多的是保障国家安全。不单是保障外部的军事安全，也包括保障国内的政治安全，为改革保驾护航。

　　沿着这个信号，回顾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事件，我们会发现一种不同以往的政治生态的确正在中国悄然萌芽。
　　　　
　　不一样的亮相。2012年11月15日，中共新一届最高领导层的第一次亮相就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往常安排在11点左右的会见推迟了近一个小时才开始，创下了常委亮相的最晚时间记录，也显示出这次换届的不同寻常。11点55分，习近平总书记第一个出场，跟在他身后的政治局常委不是八个，而是六个。此前传言的常委人数瘦身如期兑现，国家副主席和中央政法委书记正式“退常”，显然，政法委书记的“退常”更耐人寻味。政法委由中央政法领导小组于1980年代初改制而来，早期主要是为了文革之后稳定政局，后来逐步过渡到社会治理和维稳职能，这也是政法委书记一般由公安系统领导兼任的原因。
　　　　
　　不一样的反腐。2012年12月4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中包括“轻车简从”，“不安排群众迎送”，“不铺设迎宾地毯”，“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等等。一开始还有不少人不以为然，但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错了：这次动真格了。除了地方官员“官不聊生”的抱怨，宏观数据也证明了反腐的力度空前。2013年,全国限额以上企业餐饮收入同比下降1.8%，较2012年大幅下滑14.7个百分点。一些典型的三公消费对象出现急剧萎缩，以星级酒店为例，其营收增速已经从2011年底的24.5%大跌至今年一季度的-25.6%。在史上最强反腐的打击下，三公消费的水分被挤出，但令很多人意外的是，这还只是反腐的序幕，真正的高潮还在后面。
　　　　
　　不一样的政治局会议。2013年4月2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当前经济形势与工作。看上去似乎没什么特别，但如果我们翻开中共历次政治局会议的历史，就会发现这次会议的不寻常。从历史上看，政治局在4月开会并不罕见，但内容针对一个季度的经济形势进行研究还是第一次。按照惯例，中央政治局一年中会只有两次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形势，一次是类似昨天的年中政治局会议，另一次就是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者相当于经济的期中考，后者则是期末考。但目前来看，这种惯例已经被打破。2014年4月25日，时隔一年之后，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讨论经济形势，而且这一次会议范围已经从常委会升级到政治局全体会议。
　　　　
　　不一样的“组长”。2014年6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研究我国能源安全战略。”新闻一出，人们最关心的不是会议的内容，而是习近平总书记耐人寻味的新“title”：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这是自1980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以来，新华社首次公开披露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身份。此前，《人民日报》曾于1999年刊发的《1998年经济发展和改革回眸》述评中，提及1996年8月江泽民总书记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此外，这也是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新华社公开披露的第4个小组组长身份。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之外，习近平还同时兼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
　　　　
　　不一样的“大老虎”。2014年7月29日，传闻已久的大老虎终于尘埃落定，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立案审查。尽管新闻联播仅用了19秒时间轻描淡写，但依旧无法阻止外界八卦的热情。为什么不用“同志”？为什么是“审查”不是“调查”？为什么明确由中纪委审查？甚至为什么选在“世界老虎日”？记者、专家、分析师们各显神通，短短77个字被演绎成各种万字长文铺天盖地的袭来。等一下，这似乎不是新闻头条。打开各大门户网站，大老虎的新闻不过排在第三、第四的位置，真正的头条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将研究推进依法治国”。对，这才是今天我们最需要重视的新闻。按照中央全会的惯例，“一中”“二中”布局“人事”，“三中全会”讨论“改革”，“四中”全会则一般讨论党的建设和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把“依法治国”列为四中全会的主题尚属首次，这意味着什么呢？可以想象的空间很大，我们有理由期待。

Connect the dots！

　　我们无法得知最高领导层的想法，但当我们把上述一系列事件点串联起来，你会发现：我们也许正站在一个新时代的起点。
　　　　
　　首先，一切惯例都可能被打破，不要沉溺于传统思维。撒切尔夫人说过，不可能的事情经常发生，你最好有所准备。这在今天的中国尤其适用。九个常委可以变七个，反腐可以直击要害，政治局可以经常讨论经济，政治局常委也可以没有“例外”，依法治国也可能更多的落到实处。
　　　　
　　其次，十八大以来，南院和北院之间的分工和位置日益清晰，治理体系更加扁平化。增长求稳，淡化数字，强调质量；改革求进，转变方式，调整结构。执行力更强，更适应改革的需要。
　　　　
　　第三，未来的改革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改革才是关键。如上所述，新的治理机制和治理机构都是在为更大力度的改革做准备，除了大家关注的经济改革，以政治和司法改革为主的治理体系现代化或许将逐步破冰。一步一步走向高潮的反腐就像是在为四中全会“献礼”，或者我们可以理解为“依法治国”祭旗？
　　　　
　　最后，改革已然“开弓没有回头箭”，何以解忧？唯有继续改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就是“冲破既得利益藩篱”的过程。换句话说，改革就是切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让一部分不合法的既得利益者受损。谁都能想象出其中的风险和阻力，就像反腐，今天倒下一个老虎，明天可能有更多的老虎反扑。如何解除后顾之忧？别无他法，只能继续改革，从人治走向真正的法治，让法律成为“打虎者”永远的保护伞，让“大老虎”无处可逃。
　　　　
　　我一直建议大家不要从技术层面去理解问题。方今世界，俄罗斯、新加坡、台湾地区、美国、欧洲都有自己不同的模式和架构，我们不妨以最大的诚意抱有十分的希望，且行且观察。

【结语】　　　　

　　新常态之下，我们既要重新认知中国的经济，更要重新理解中国的政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里，一切惯例可能都会被打破，一切新规都要重新学习，直到习以为常。作为一个市场研究者，观察问题需要新的视角、新的框架，市场投资需要新的逻辑，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