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淮滨：他们了解当地的各种民情，包括各种各样的环境因素，他们是避免对外投资风险很重要的一个人文的条件。

曾总您是来自于溢达集团，这是我们香港的一个企业，但是他的国际化程度很高，他也是一条龙，从棉花的种植、中间纺织、印染一直到成衣的制造，而且销售网络也是非常国际化。我看你的介绍上，你也曾经做过国际化的业务，所以你对“走出去”，或者对海外投资可能会遇到各种风险，你会有亲身的体会，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些具体的介绍。

曾菘：溢达成立了30多年了，目前在斯里兰卡、越南、马来西亚都有我们的生产基地。有几点非常重要。

第一，先要去预见这个风险。不能是天女散花，你要想清楚，不能去到了以后才发现这个风险，因为每个国家在去之前，你要了解从能源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稀缺，还有人才方面，我们去之前要做好一些相应的预案。

第二，真正要深入地融入他们。

当初很多的纺织企业为什么在海外建厂，大部分是因为有配额的原因，但是之后又撤出了这个地方，我们作为中国的企业不能却掠夺资源，我觉得做一个企业到那个地方去投资的时候，一定要给当地的，不但是政府，更重要是你的员工，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只有这样子的情况下，他才能跟你一起面对这么多的困难。

对我们来讲不仅仅是本土化，让本土的管理者觉得，他是属于集团的一部分，像我们企业一样，我们每年会让世界各地的员工，不仅仅是管理层，包括一些基层的员工，包括有些工人，每年都会选一些代表从各个国家回到总部，回到广东的生产基地，让他们看到这个企业，为什么这么去做，让他们对这个企业有一个亲身的感受，让他们知道在工作的企业是很不错的。

真正解决本地风险问题的时候，往往是本地的同事。我记得当时，因为一些政治的原因，他们突然取消了对于孟加拉国所有劳工的签证，怀疑他们跟恐怖袭击是有关系。在这个时候，我们因为已经有100多个工人来这边上班了，我们同事跟当地政府去谈，因为拿出来我们这么多年所谓我们的经历，所做的事情，之后我们能拿到特殊的批文，而且全是女性，给到我们去继续做，要把他们融入到整个集团当中。

第三，真正要去关怀员工，尤其是一个制造企业。

大家之前都有提到，很多的罢工，无论是非法罢工，还是合法罢工，都会经常见得到，其实我们在国外这么多地方投资，也有很多的地方，包括斯里兰卡、越南，很多劳工的问题，包括工会比较活跃，在斯里兰卡我们是要同时面对三个不同的工会，去做不同的工作。在越南基本上我们在的园区，每年起码有两三次的罢工，而且一罢工就是整个园区去罢工。

所以这个经验告诉我们一点，你要真正意义上去关怀员工。为什么这些劳动者他会去罢工？是因为他们的利益要通过罢工才能取得，有的企业怎么解决的，给他增加工资，加点补贴，但是我们就不这样做，我们要跟员工建立信任的关系，我们会关怀他们，定期组织一些对话，包括会通过其他的一些渠道，包括一些本地的劳工团体交流，更好地了解他们，只有这样了以后，他才知道这个企业是真正地关心我们，他就不会罢工了，其实大家首先要考虑到之前预判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孙淮滨：曾总讲得条理非常清楚，首先要有预见性，你进入一个国家他可能会发生哪种风险。还有本地化管理，因为融入本地化的话，他容易把很多事情都搞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他也会适应当地的一些情况，当然还有人文关怀，使我们国外的员工能够得到协他们应该有的一些待遇，得到一种尊重，这样他们就会安心为你的企业效劳，我想这些都是我们控制风险非常有效的方法。

江南化纤也是“走出去”，尤其是把资源再利用的这么一个领域“走出去”的企业，你们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刚才所说的风险的这种预见和采取哪些策略来控制风险，在这些方面有哪些具体做法？

陆永富：大家下午好，我们主要是做再生化纤，我们产品80%是靠美国的，一个集装箱将近4000美金。这几年主要是什么？运输成本，我们来来去去过程当中，从资源来讲是很适合我们，我们市场在那里，人员也在那里，要规范自己的行为，要让律师帮着我们一起，我们现在还是在一个起步的过程，其他的就没有了。

孙淮滨：说到律师的参与，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丁恒，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我看你介绍当中，你参与了很多很多方面涉外的一些官司，一些纠纷。我想在这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不管是贸易领域，还是投资领域。

我们的行业经常在国外遇到一些法律上的问题和纠纷，他们特别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法律上的援助，在你的从业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我们纺织企业打交道的，发挥你们专业作用的，给我们介绍案例，如何去避免法律风险。

丁恒：在各位企业家面前，感到非常诚惶诚恐。我作为一个从事法律职业的专业人员，仅是从法律这方面讲一下看法，我有八九年左右的工作经验。特别是最近几年以来，我们不断地有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有失败的，也有成功的。

从这些经验角度来讲，我就讲一点我自己的感想，或者举失败的例子。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已经初步成为了规模，但是我感觉跟外国的公司来华相比，我们对法律的重视和适应，对目标国法律的这种框架体系事先的重视或者了解程度，明显的与跨国公司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

我们接触了好几个“走出去”的企业，他们在决定投资那一瞬间，更多的或者说90%以上，主要是在考虑一些商业性的条款，我不是说商业性不重要，商业性是很重要的，而且是起决定因素的，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就会忽视掉一些法律方面的风险。

比如说我们在并购初期的时候，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国际上通常有惯例的，要对目标公司进行法律的调查。

刚才陆总说，他们公司在做美国投资的时候，做了很多调查，但是往往有很多企业并没有特别重视这一块。

首先是谈价格，你应该多低的价格卖给我。类似这样的谈判，但是按照一般的跨国公司投资的时候，首先可能会初步谈一个意向类型的价格，但是他们会做一个环境项目的调查，在这个调查结果结束以后，根据反馈的问题，最终做决定，以这个问题来去谈价格，甚至去压价格。

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国内公司还不是特别适应这样一个跨国交易通常的一些规则，也有失败的例子。比如说对公司的土地制度不是特别了解，一开始没有做详细的地质调查，一旦你外资进入以后，公司就不能够拥有土地了，你只能去租土地。类似这样失败的例子。

国内企业看中的就是，首先有一个长期的土地去经营我的项目，他们国内企业是可以有土地权的，但是一旦进入是只有30年的土地权，对于我们经营有很大的影响。像类似这样的问题，可能在进入那一瞬间就要去了解，才能够达到曾总所说的我们可预见的一些法律风险。

另外一个，已经投进去以后，在当地的运营化过程当中，我们感觉到中国企业有很多是中国性的思维，虽然我们现在国家法律制度不断地完善，我们企业的法律风险意识不断地提高，但是习惯性的造成我们在当地运营的时候，感觉到守法运营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因此造成类似于丑闻的事情

发生，当然不一定是纺织类的企业。

比如美国的法律制度很完善，对性别歧视，对劳动方面的制度规定的非常之严格。国内企业在招工的时候，明确告诉你，我只招男的，但是在欧洲一些发达国家这样说的话，把可以把公司告上去，这样对公司的名誉是一个损失，利益也是损失。

东盟国家并不是说他们法律制度不完善，劳工制度就不完善，这个想法是国内企业通常会遇到，反正东南亚是我们的哥们，他们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如我们中国，一些制度就不那么完善，其实不能这么误解。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他们的制度是很完善的。所以类似这样的守法经营，对于我们“走出去”的企业也是要树立这样一个的法律的意识，也是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