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改革开放三十年，市场经济给社会和个人带来巨大的冲击，人们逐渐开始“重商”。然而一提到“商”，大多数人会把“商”与“利”联系到一起，认为商品经济就应该尔虞我诈，经营盈利就要假冒伪劣，商人就是见利忘义的小人。

　　的确，在发展过程中我国出现了很多商业黑心行为，特别是在商界混沌初开，规则、标准尚未健全之际，因为一个“贪”字，许多商人一味地追求“市场份额”、四处投机、钻营，致使“潜规则”横行，进而败坏了商界的风气，毁了商人的名声，让大家认为市场经济就应该是这样，“商”就应该是这样，甚至一些专家文人也附和认同“无奸不商”这类观点。但我坚决不这么认为，商人也是人，也有人性、人情、人爱。是浮躁的社会现实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复杂化了，导致整个社会间的不信任。这些年，我一直在商场提倡“直文化”，呼吁商业回归单纯的人性需求，想通过自己身体力行树立正面财富样板。有人说我太书生气、太老土，我的这一套在商场行不通，要想赚钱就必须搞“潜规则”。我说：“如果商业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宁死也不经商”！

　　让人稍感欣慰的是，在这样一个大商业环境里，仍然有一些能守“信”、守得住底线的“商”。这些尚保有良知的企业和商人们，注重技术和工艺、质量和品质，不与社会恶风气同流合污，他们有底线，讲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像那些只认钱，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的黑心“商人”。商人逐利，无可厚非，但因为其作为人的本质，就要求商人绝不能为所欲为，要讲人性，要有所敬畏。

　　追本溯源，最早的商人是贵族。

　　其实 “商”的本源是非常纯正高贵的，中国最早的商人要追溯到商代，武王灭商以后，殷商那些没落贵族的遗老遗少们，没了地位、没了供奉，他们既不像平民那样懂得耕作勤俭，又不习惯奴隶那样苟延残喘，但是他们要生存，而且要用不卑不亢的姿态。于是就依靠原来自己当贵族时的那点信息、靠原有的那点品味品格，然后就开始进行贸易活动。由于是商代遗落的人，所以后人把经商的人统称为商人。所以最初的商人不是现在这样的，商人是那些失去了自己其它生存权利的、那些过去已经非常富有、非常荣光荣耀的一部分人，贸易活动只是他们为了自救、活命、养家糊口，而不得已为之的自救运动，这才是“商”。

　　正因为商人的本源是没落的贵族，所以他们最不擅长的就是坑蒙欺诈，一方面是因为在他们的原来世界里，根本没有必要计较这些蝇头小利；另一方面，他们已经没落，完全没有地位，如果再用欺诈手段，那么可能马上生命不保；加上贵族普遍自身文化修养较高，他们能够知道上流社会需要什么，可以分辨人间良莠懂得坚守。有人嘲笑中世纪的贵族迂腐，实际上是这些贵族纯粹、耿直，不谙世故，有些贵族甚至在走向一辆马车时，如果没人给他挡着门，他可能都不知道低头，迎面就撞上去了。我们可以说他们肩不能抗、手不能提，还趾高气扬；但是有一条，就是当这些贵族看到自己国家破亡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地骑上战马奔赴前线，面对死亡就像唐吉可德面对风车一样，毫不动摇。这就是贵族，这就是贵族精神。

　　回归本源，传承商人的贵族精神

　　我认为中国商人最应该传承的，就是这种商代的贵族精神，但可惜的是，中国没有传承下来的贵族，更没有传承这种贵族精神。事实上，自殷商开始，到后来的晋商、徽商，都带有贵族的风度，坚守“公买公卖、童叟无欺”原则。而如今我们的商人却丢弃了这种原本该有的精神理念，现在能被百姓称道的商人可谓是凤毛麟角，正直的商人更是寥若晨星。其实无论是古代贸易活动，还是如今的商业活动，本质是相同的，都是在满足客户的需求，知道哪儿有什么，哪儿需要什么，通过交换，各得所需，各取其好，就这么简单。商品经济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经济，根本核心是等价交换。“商亦有道”，我们应该有坚守有秉持，通过正当途径、用不懈的努力经营来换取收益。但悲哀的是，我们现在很多商人走了偏道却还自我感觉良好，不思改进反而加以炫耀。
我觉得是该到拨乱反正、重新思考的时候了，我们真的应该静下心来梳理一下，重新认知商人本质，回归商人贵族精神传统，因为中国的商业从发生学上来说就是没落贵族的自救运动，里边充满品味品质与人性关怀。商业中的贵族色彩不仅仅体现在我的穿戴、我的社会地位、我的家庭条件上，更应体现在我们的思想中——思想一定要贵族，精神一定要自由。所以，想当贵族必须先从精神上完成自己的脱胎换骨，这种贵族精神不是从贵族学校培养出来的，而是一种我们人之为人的本真，正直、诚信、专注、良知……